这两个时期知识分子都享有由政治权力所形成的特权，因为蒋介石时期的官僚资本主义社会与封建社会本质上是相同的，都是最强者与强者联合统治平民的政治，只不过官僚资本主义是革命党与地主、资产阶级联合，封建社会是皇帝家族与知识分子联合，官僚资本主义只是封建社会的变体。
一、导言 2015年3月，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经国务院授权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首次提出要深化与港澳台合作，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在区域上有经济特区城市与非经济特区城市之分，如深圳和珠海为经济特区，而其他七个城市为一般行政区。
四是大湾区统一建设与9+2多元主体的矛盾。就主体法律关系而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实质上是广东、香港和澳门三个地方行政主体在某些领域和一定空间范围的协同合作，宗旨是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完善创新合作机制，建立互利共赢合作关系，共同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二是有利于刑事被告人的原则。三者在法治价值理念、立法体制、执法制度、司法体制、法律专业共同体、法学教育等诸多方面，存在差别和不同。在粤港澳大湾区法治建设中，如何使这三类主体求同存异，在大湾区法治平台上把它们整合起来，形成相互合作、互利共赢的区域法治群，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解决的主体法律体系问题。
从治国理政来看，中央在顶层设计上作出宏观决策、整体规划、战略部署、配置资源等，需要站在国家利益、国家意志和国家战略的立场，更多地体现为整体性、统一性和完整性。由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迫在眉睫、时不我待，而破除或者跨越有关法律的体制性机制性障碍又需要时日，有些法制壁垒的破除还需要很长时间，远水不解近渴。这就意味着我们应该老老实实、更加虚心地学习。
正如潘维教授刚才讲的，我们现在面临的不仅仅是微观经济学所讲的企业、市场和政府的关系问题，也不是法律理论中的公民与政府的关系问题，而首先是人类历史里边国家与国家的竞争，文明与文明的竞争，群体和群体的竞争。王老师的研究就是这种典范，你看他用的数据和文献大多数是西方学者，但他得出的结论往往不同于西方主流学者的观点，因为西方主流学者往往从西方的视角看问题。那就是法治能力或者法律能力，即用法律的技术手段来巧妙地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对全球秩序的思考，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考，对中美贸易战的思考，不能脱离全球秩序的道德基础和正义基础的思考。
但问题是大量的经济学家缺乏基本的政治学素养和社会学素养却大谈特谈政治改革和社会治理，甚至谈历史问题、人类文明问题。福山在《现代政治秩序的起源》中将法治看作是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看到法治在建构秩序中的重要功能。
早在15-16世纪，威尼斯作为对财富进行抽象的货币交易中心。王老师的研究就是针对改革开放一搞就灵的意识形态宣传，这种宣传和当年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一样，很容易误入歧途。比较之下，中国学界往往不能区分严谨的学术研究和意识形态舆论宣传，甚至主流理论研究非常意识形态化，普遍从政体意识形态角度看待中国政治和西方政治，以至于王绍光老师的研究往往把贴上新左派标签。在这个意义上，世界上大多数企业和个人都落入到长臂管辖的范围，都成为美国建构的全球法律帝国下的臣民。
在财富的中，最抽象的莫过于货币，目前区块链技术的发展也就是在探索一种比纸币更抽象的电子货币。这本书差不多成为一个时代、一种意识形态观念的代名词。王老师的研究就是要挑战一个意识形态问题，即关于改革开放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假定只要改革开放就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并由此来批判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经济社会政策。一句话，我们商业贸易是依附于西方建构起来的全球体系，而未能建构自己的全球体系。
我们习惯于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而不理解社会主导的治理模式，看不到今天的全球治理已经进入到后主权时代，各种商业机构、非政府组织与主权国家交织在一起，成为建构全球秩序的重要力量。我们内地现在许多主流学者眼睛就局限在改革开放这40年，不仅不讲改革开放前30年，更忽略地理大发现以来全球500年的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以为一讲改革开放好像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其二，关于专业化与跨学科专业的问题。直到差不多二十年后，中央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四中全会作为姊妹篇又进一步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显然是希望通过法治的治理来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的升级换代。
亨庭顿提出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那么多接受西方民主宪制的国家最终陷入动乱、暴力、无政府状态的政治衰败？他意识到要回答这个问题，就不能从政体出发思考问题，而必须以更为严肃的科学态度思考现代化进程中政治秩序与国家能力的关系问题。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中国清政府当时像日本那样率先改革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那么高丽和安南就会顺利成章成为其殖民地，甚至连日本也要首先变成中国的殖民地，那么1840年以来的全球历史就会完全改写。后来，哈耶克后来花很大精力写《自由秩序原理》，证明自己是严肃的学者，而不是媒体写手。王老师一开始说，我们今天面临着中美贸易战。这种虚拟经济虽然有其脆弱的地方，但能够建构起虚拟经济体系本身恰恰证明其具有强大的军事支撑、法律技术的复杂建构和文化观念的引导塑造，从而建立起对这种虚拟价值的认同和信赖。而要具备全球法律治理能力，首先必须提高依法执政、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尤其是发挥商业律师和诉讼律师在国家治理的作用。
其一，关于学术研究或科学研究问题。而很多人自觉不自觉接受了美国的说法，丧失了对基本的正义、正当问题和道德问题的判断力。
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意识形态化，而要扎扎实实读书做学问，既要有专业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节制，又要思考一些超越专业的重大问题，从而推动跨学科和跨专业的研究。本文为强世功教授的评议，根据现场录音整理修订。
如果从抽象治理的角度看，在科学技术中，最抽象的莫过于数理化，我们今天的技术发展的瓶颈就在于基础学科。这是什么故事？这不就是1840年中国不要和西方做贸易的故事吗？中国说，你要做贸易，可以，必须和政府的商行，也就是广州的十三行进行贸易。
大学是探索真理的地方，而真理是用科学方法展现出来的，因此大学研究一定要秉持科学研究方法，从而将你的研究最大可能地区别于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往往是结论先行，取决于你是否愿意接受，而科学研究则强调论证过程的重要性，取决于我们能不能共同接受一套科学的论证方法。当年清政府闭关锁国，将西方列强排除在中国的朝贡贸易体系之外，不接受西方的自由贸易体系也有自己的道德理由。我们可以在理论上批判这种虚拟经济体系，但不能不承认全球化必然推动人类生活在这样的虚拟体系之下。作为评论人，我想就王老师演讲的内容，谈三点看法。
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团中很多是熟悉具体国际金融和法律操作的金融从业者和商业律师，而中国贸易谈判代表团中很多是熟悉经济政策的政府官员和经济学家，这个小小的差异反映的不仅是国家制度方面的差异，而且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差异。今天的中美贸易战恰恰让中国思考如何面对全球法律治理问题。
最近，我们组织翻译《美国陷阱》这本书，相信在座不少看了这本书。比较而言，我们大学中最大的问题一方面是专业的隔膜，局限于专业知识，但没有思考问题，被问题牵引而越出专业向其他专业学习并展开对话，但另一方面是缺乏专业自觉，以一种专业帝国主义的态度，一旦在自己的专业中取得点成绩，就认为对所有问题都有了发言权。
而在观念中，最抽象的莫过于核心价值，政治哲学和政治神学的争论，哲学观念、大师宗教的争论都在这个抽象层面展开。那么，美国是不是可以合法地要求这些公司提交它所需要的信息，否则就以违反美国的法律而遭受严厉惩罚呢？这显然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草原帝国很快就崩溃，而海洋帝国却可以持续存在，因为后者创造了一套用法律来建构的全球财富转移体系。当福山沉醉于历史终结问题时，王绍光教授在1992年就开始系统提出国家能力问题，福山多年后对国家建设和国家能力的强调某种意义上也是受到了王老师们的影响。如果我们理解了人类历史治理不断迈向抽象化的发展方向，那么在国家能力中，法治这种抽象化的能力就变得非常重要。更重要的，中国真正告别农耕生活也不过30来年，我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国家治理方式很大程度上脱胎于农耕时代。
然而，王老师恰恰从科学研究的角度，用大量的数据、图标、案例、文献来说明，改革开放与经济增长非但没有必然关系，甚至在很多国家恰恰由于改革开放导致国家经济不是增长，而是经济崩溃，典型的例子就是乌克兰。第一句话就是师夷长技以治夷，我们接触和学习西方不到200年，中间还有知识上的断层，所以我们对西方的理解依然很皮毛。
鲁迅对中国传统太刻薄，但把仁义道德换成自由法治四个字来看所谓的西方文明史，我觉得非常恰当。这就是涉及到我要讲的第三个问题。
在这方面《美国陷阱》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个案。比如在教育领域，我们最薄弱的就是基础教育，我们在工程技术的具体动手能力非常强，但科学思辨和抽象的想象力能力比较弱。
